學英文,歌倫比亞-“全民學英文”:屈從於語言霸權?

近日媒體報導,北大元培學院副院長盧曉東以“知識後進國要充分學習知識領先國”為由,主張“全民學英文還是應該堅持的”,甚至認為應把中英雙語教學“推廣到中小學的技術性課程”,竊不以為然。

那麼,知識外圍國是不是能靠敞開進口、充分接受知識中心國的知識產品,趕上甚至有朝一日超過中心國呢——就像盧曉東先生所相信的那樣?可能性不大,因為這種傳播模式容易令外圍國陷入一個長期忙於追隨而無從超越的陷阱。

不妨以高科技設備的進口依賴來作比較。發展中國家為了推進工業化進程,往往會向發達國家進口高科技設備,這些設備的確提高了進口國的生產力,但進口國卻很難掌握設計製造這些設備的核心技術和工藝,結果,這些設備的維修保養服務以及核心零部件等,通常還需向來源國購買。更有甚者,這些設備排擠了進口國自主研發的同類產品,使得進口國的自主研發能力被削弱,到了技術升級換代的時候,仍須向國外進口更先進的設備。發達國家由此設了一道坎兒,試圖長期壟斷領先技術,這就叫技術壁壘。

知識的全球生產體系中同樣也存在類似的“技術壁壘”,其重要體現就是英語的霸主地位和學術評價權力的壟斷。

近年來頗受詬病的“全民學英文”,其實是指,在高等教育入學、學位授予和職業技術資格評定中,相當普遍地把英語考試成績設定為強制性條件,這種普遍強制的存在意味著,一定的英語技能變成了體制化資源分配過程中的一個硬標準。於是出現了許多人被迫學習英語的情形,例如中醫師在工作中幾乎用不到英語,卻也為拿學位、評職稱而苦苦準備英語考試。

而盧曉東先生的言論恰恰暴露了這種現象背後的深層意識:學英語是知識後進國追隨知識領先國的必要條件。於是似乎可以推斷,學不好英語的人肯定追隨得不夠好,知識水平往往也不行;甚至還隱含著,英語好的人往往追隨得好,知識水平自然也高一些。無怪乎我們看到有一些不學無術的人,因為英語說得溜,就能順利地拿學位,受器重,儼然國際化人才的樣子。

學好外語,當然有利於拓寬信息來源,方便知識交流,歌倫比亞外語人才也為我國的科技、經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然而“全民學英文”背後的那種邏輯,卻是不能成立的,因為很大一部分知識、文化、思想的國際傳播,根本不像盧曉東所認為的那樣是一種線性追趕的情形——大家都在同一條單一的知識大道上行進,只有領先、後進這種量的差別。

在社會科學、人文思想、大眾文化甚至科學技術領域,知識的傳播更像是由中心國向外圍國擴散這樣一種模式。中心國依托政治和經濟上的實力,憑藉其學術科研機構在國際上的權威地位,借助學術體制、大眾媒體甚至娛樂工業無孔不入的傳播,不斷地將它所製造的“知識”輸入外圍國知識界和人民大眾的頭腦中。

社會科學和人文思想領域裡的知識同其主要表達方式——語言,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的基礎性概念,幾乎全是以歐洲語言的詞彙表達的,近幾十年來隨著西方各國地位的消長,更演變為主要以英語術語表達。而這些學科的創新動力,很大程度上是來自對這些基礎概念的重新剖析、詮釋和應用,從而完成概念的創造性演化。這種創新,往往只能在說這種語言的學術圈子裡完成。非英語國家的知識界,往往是通過翻譯了解這些概念,但是這些概念在翻譯語言的環境中,很難發生創造性演化——稍稍偏離引進的用法,往往就變得不倫不類。這就很像高科技設備的技術壁壘:知識外圍國進口了知識產品,但只會使用不會研發,陷入了進口依賴。

這種技術壁壘不僅出現在社科、人文領域,自然科學技術領域也有,那就是知識外圍國喪失學術評價權力,必須依附於中心國的學術評價體系。如今我國的科研成果往往追求以英文發表在國外權威期刊上,其學術價值似乎才算得到認可。

有人肯定會說,是因為中國的學術評價體係自身的公正性和權威性存在缺陷,才不得不捨近求遠。中國的學術評價體系的確存在很多問題,但是如果較高水平的學術論文都繞開這個體系,直接對接英語評價體系,那麼中國自己的體系哪有機會改進、發展和提高?

通過知識進口來追隨知識先進國的思路,恰恰是沒有註意到知識“技術壁壘”的作用,只看到中國現在進口的知識還不夠,沒看到知識進口也會上癮,也會形成依賴,窒息了知識上的自主創新生機。

作為北大本科教育試點單位——元培學院的副院長,盧曉東先生鼓吹高校甚至中學進一步推廣雙語教學,似乎巴不得未來的中國研究人員、知識分子甚至一般公民更早地同英語知識體係對接。據說這不會影響中國人的中文水平,對此提出憂慮和質疑是沒有文化自信心的表現。而據盧先生認為最具有文化自信心的漢唐時代,恰恰也是中國對外交流最繁榮的時代。

然而漢唐時代是“全民學西域語言”、“全民學梵文”的時代嗎?對外文化交流和“全民學外語”是同一層次的問題嗎?

再看看知識先進國自己當年是怎麼做的。 19世紀下半葉,德國的學術研究在幾乎一切領域——自然科學技術、數學、人文社會科學都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其優勢甚至超過如今美國的優勢,美國大學的研究制度,很大程度上是靠一批留學德國的學者仿照德國研究型大學的體制建立起來的。然而,美國大學沒有搞德語英語雙語教學,也沒有把德語當成跟英語平起平坐的主要學術語言,更沒有要求“全民學德語”。試想如果當初美國也奉行盧先生的追隨策略,今日的“知識領先國”,一定會是它嗎?

漢唐的文化自信心、美國的文化自信心,一個原因恰恰就是,在它們那時,根本沒有什麼“全民學外語”的憂慮。

而反觀如今的現實,文化自信心不得不表現為文化危機感。有一些年輕人寫中文甚至說中文詞不達意,非要用英文乃至日語才能表達他們的所思所想,才能把話說得“有味道”。而我們的知識精英腦袋裡裝著一大堆英文術語,看中國什麼什麼不順眼,非要按照西方學術來給中國重新規劃一下才覺得順溜,不也恰好反映了知識外圍國的被動與悲哀嗎?

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當原本極其豐富的中國經驗和現實不得不經過進口知識體系和標準的一番過濾,被強行納入彆扭的英文名字或者表面中文骨子裡還是英文的翻譯名字,甚至都得不到像樣的命名,事情就不是“能不能追上先進國”那麼簡單了。

打破技術壁壘有一種辦法叫“進口替代”,就是採取一些措施,限制某些外國工業品(尤其是機電設備等資本品)的進口,促進國內工業體系的發育和自主創新機制的完善。打破知識上的技術壁壘,也許就應該從取消強制性的“全民學英語”制度開始。從國家出資的義務教育、高等院校入學、學位授予、職業資格評定等製度中降低英語考試成績的權重,或改為選修選考。

這並不是說不要學英語了,學生可以通過選修課學習英語(和其他外語),社會上有需要的人當然也可以學——不過還是交給新東方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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